【摘要】崛起的中國促成世界格局之變、互聯網信息技術引發社會組織與結構之變共 同構成了當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兩個面向。大變局深刻改變了中國新聞傳播生態，帶 來了新聞傳播傳統發展方式與運作邏輯的中斷或終結，中國新聞傳播業需要以開放的范 式進行媒體大融合及社會角色轉型。
【關鍵詞】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聞傳播學；轉型與發展
【作者】喻國明 歐亞
中國新聞學研究誕生于中華民族危急存亡之秋。鴉片戰爭之后，中國在東亞地區所主導的“諸藩入貢、華夷一統”的“天下”體系逐漸崩塌。走向黃昏的帝國一步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并同時經歷著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加入世界體系的雙重陣痛。面對內憂外患、列強環伺的變局，從鄭觀應、梁啟超、嚴復到徐寶璜、邵飄萍、戈公振等一批杰出報人為代表的中國先進民族知識分子秉承“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治學傳統與“書生報國無他物，唯有手中筆如刀”的責任 感與使命感，上下求索中華民族的自立自強之路，試圖通過創辦現代化報刊“去塞求通”“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來喚醒彼時國人“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國家”“ 一盤散沙”式的精神面貌以求救亡圖存之策。盡管此時相關的新聞學著作主要關注報刊采編實務，缺少理論范式與規范的研究方法，尚不能稱為真正意義上的科學研究，但可以說，中國新聞事業與新聞學研究自誕生之日起就與國家與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 無產階級革命家學生時代即創辦報刊，宣傳革命精神。在革命實踐中，毛澤東主席吸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聞理念與辦報思想，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系統發展了黨的新聞宣傳思想及輿論工作方針，樹立了贏取中國革命勝利既要靠“槍桿子”也要靠“筆桿子”的指導思想。1943年，陸定一在《解放日報》發表了《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確立了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在新聞學領域的指導地位。新中國成立后，適應我國國情的一元化新聞宣傳體系逐步確立。 新聞學研究經歷了新中國成立后歷次政治運動到“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政治化”“新聞無學”的停滯狀態，到“文化大革命”后撥亂反正，新聞學研究對象回歸作為“社會現象”的新聞也再到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對西方新聞傳播學經典著作與思想——大致以經驗主義和行為主義為基礎的實證學派和以詮釋、文化為導向的批判學派分類的引入，帶來思想觀念和方法論的“百家爭鳴”，對本土新聞學從理論、方法與實踐三個層面的“洗禮”“融合”與“再造”，衍生出“傳播 學”研究，進入學科研究規范化、科學化階段。在這一 過程中，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邏輯始終與新中國成立后政治一社會一思想文化的壇變軌跡交織在一起。
一、構造“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兩大維度：世界格局之變與技術革命對于包括傳播在內的社會重構所引發的變局
“歷史表明，社會大變革的時代，一定是哲學社 會科學大發展的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我們當前所處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從世界范圍來看，歷史上曾發生過的大變局主 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國際主要行為體力量 對比變化所引發的世界政治、經濟、安全等格局重塑 及利益與權力的再分配；另一方面是人類社會在科學技術、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取得的重大突破產 生了廣泛而深刻的社會影響，甚至推動人類社會文 明發展的迭代。［8］
就前者而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核心是世界格局之變。崛起的中國重新走近世界舞臺中央是推動這一變化最重要的動因之一。由于中國在歷史、文化、政治信仰和發展道路上與美國等現存主導性大國截然不同的多重差異性，這一變化在數百年來 國際關系發展史中更顯特殊、復雜而影響深遠。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從黨的十九大到黨的二十大，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在中華民 族的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具有特殊重大意義。我們要深入分析世界轉型過渡期國際形勢的演變規律， 準確把握歷史交匯期我國外部環境的基本特征、統 籌謀劃和推進對外工作”。[10]
這一“分析”“把握”與“推進”包含改變目前不合理、不公正的國際傳播格局，推動國際傳播秩序及全 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西方國家——先后以法國、英國和美國為代表——基于政 治、經濟與軍事實力的先發優勢，憑借自17世紀以 降特別是18世紀以來思想啟蒙運動所奠定的以民 主、自由、平等為核心價值理念的話語體系，19世紀下半葉同歐洲國家工業革命與對外殖民擴張同步發展的國際傳播能力,20世紀以來本土文化產業與媒體產業的全球運行機制，占據了國際話語傳播格局的絕對強勢地位并延續至今。在“西強我弱”的國際 傳播格局下，西方國家針對“中國崛起”所建構的元敘事(meta-narrative )“中國威脅論”成為國際涉華輿論的主導性敘事凹，其核心目的均指向否定與消解中 國崛起的合法性和中國政治制度、發展道路、意識形態及對外政策的正當性。
實事求是地說，中國目前所取得的國際話語權與中國的國家實力及國際地位相比是不相稱的，中國對自身國家身份定位和國家形象塑造的預期目標，與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認知與評價之間也始終存在某種程度的失調。造成這一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但“西強我弱”的國際傳播格局是一個重要因素。 如何突破這一困境，以大傳播(grand communica- tion)的理念規劃中國國際傳播，四堅持文化自信，提升中國對外話語質量，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如何 在全球多元、復雜、互相交織的媒體系統及信息傳播環境中成為中國國家身份及國家聲譽的“首要界定 者”，獲取、爭奪與行使“宣稱真相”的權力；如何引導國際社會形成正確的“中國觀”，融通不同的思想、制度與理論資源，倡導重建文明導向的世界秩序，引以向國際社會解釋、傳播中國走近世界舞臺中央、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意愿、能力與責任，增信釋疑，有效管理國家聲譽、維護國家利益，是中國新聞傳播學在加強與國際政治、外交學等學科交叉研究的基 礎上，應該也必須回答的歷史命題。
就后者而言，互聯網信息技術是人類歷史上繼 金屬活字印刷術、蒸汽機、電力、計算機之后帶來生 產力與生產關系重大變革的科技發明。僅從新聞傳 播學的角度來看，互聯網發展至今已不僅僅是一種 傳播工具、傳播手段、傳播渠道和傳播平臺，而是我們社會的基本操作系統，一種新的社會組織與結構方式。互聯網“連接一切”的本質特征在以門戶網站 為代表的Webl.O階段，通過即時傳播、海量儲存與超鏈接、超文本傳播形式突破了社會信息傳播畫地為牢、各自為政的狀態，以幾何級數提升了信息的傳播速度、擴大了傳播范圍，同時降低了信息傳播的成本，實現了信息的互聯互通；在以社交媒體為代表的 Web2.0階段，基于協同共享的信息生產機制，強連接 和弱連接共同作用的圈層化與破圈化傳播機制、以 “情感傳染與共情”為突出特征的新型社會動員機制，實現了對不同層級、不同權重的個人/群體/組織 機構為節點的社會關系的網絡化遍在(overwhelm- mg)連接。帶有“平等、開放、自由、免費”基因的互聯 網信息技術推動社會從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向信息 社會轉型，也推動社會文明形態從“天人合一”的農業文明、“物競天擇”的工業文明演進為“所有人為所有人”“共生、共享、共贏”的互聯網文明形態。
二、在傳播領域，互聯網更多地賦權“沉默的大 多數”——傳播平權化，官民政治溝通平等化與公開化，造成了權力和壟斷資源從國家行為體向非國家行為體轉移，并指向更廣闊的，有關社會政治、經濟、 知識/話語等權力主體、權力來源、權力行使方式與 分布格局的變革
在這一階段，互聯網逼近了“任何人”在“任何時 間”“任何地點”以“任何方式”無遠弗屆地傳播與共 享信息的理想傳播模式，超越了時間、空間甚至文化 邊界，“制造”了“許多人不但知道某一信息并且清楚 地知道它為其他許多人所知、所感、所表達”的“社會 共同體”，快速、持續地建構了社會共識和集體行動 的歷史性新基礎。閩與大眾傳播所“制造”的同質性、 缺乏差異和個性、不充分知情(less-informed)的“大 眾”(the mass)不同，互聯網雙向互動的信息傳播模 式和基于算法的推薦機制尊重與滿足個人的興趣、需求與偏好，對個體時間、精力、知識、經驗乃至經 濟、政治等資源進行集腋成裘、從量變到質變的連 接、集聚與調動，個體得以發揮其天賦與能力去貢獻其在特定議題上的真知灼見(哪怕只是記錄上傳了其所見所聞的事件或表達出于樸素的道德法則有感 而發的意見)，參與集體協作。“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這是在人類歷史上，“人之為人”的尊嚴、價值與 “用處叩氣理性與感性雜糅催生的創新力在文藝復 興、科學革命和思想啟蒙時代被發現與肯定，至工業革命被遮蔽與異化以來，又一次重新但是前所未有地被賦能與激活。
人的價值的再發現以及人與人社會關系聯結與 互動的突破改變了信息及注意力資源的流動通路，引發社會傳播的“核裂變效應”，進而推動社會關系網絡 從農業社會的“差序格局”、工業社會的“團體格局”，向 互聯網社會去中心化——再中心化雙向作用的“網絡 格局”轉型。但互聯網更多地賦權“沉默的大多數”，信 息傳播平權化，官民政治溝通平等化與公開化,權力和 壟斷資源從國家行為體向非國家行為體轉移，指向更 廣闊的，有關社會政治、經濟、知識/話語等權力主體、 權力來源、權力行使方式與分布格局的變革。
與此同時，互聯網正在邁向Web3.0階段，基于 5G和物聯網基礎設施，人工智能驅動的信息渠道、虛擬和增強現實以及算法決策將萬物映射為數據， 進一步融會貫通信息系統、物理系統和整個社會系統，構成融人、機器、信息為一體的有機數字生態系統。四進入“萬物互聯”“萬物皆媒”的階段，社會傳播 將從物理意義上的連接演進為生理級、心理級的“聯 結”，跨越現實與虛擬、推動“人在系統之中”的場景 構建與場景傳播——這會帶來怎樣波瀾壯闊的社會 變革，的確唯有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方可概括。
三、“技術一社會互構”將成為未來傳播發展乃 至傳播學科發展的重點。如何應對互聯網技術巨頭 作為非國家行為體對國內、國際政治權力結構的改 變以及處理他們對實現國家內政外交戰略目標的影 響，防止技術失控與技術“作惡”，需要國家從戰略和 政策兩方面做好準備
需要指出的是，互聯網技術本身并非形成良性 社會溝通與互動的充分條件。系統論認為，現代社會 由系統性溝通(systemic communication)組成，這是 社會系統自我演化的產物。社會系統通過內部運作 不斷區分系統/環境，維系與更新系統性溝通以保證 “社會的可能”與社會秩序的建立。在社會功能分化 條件下，社會原有的政治、經濟、外交、法律、新聞等 各個子系統對外部環境的觀察與信息交流處于系統 間相對封閉的狀態，雖然也會發生相互激擾，但各有 其特定邏輯、程式、符碼和話語，以判斷外部環境的 某一對象/事件/議題能否進入系統、成為被該子系統 處理的信息，形成了相對穩定的結構耦合(structural- coupling) 。但是,互聯網帶來的超載信息的瞬間聚集 和公眾打破壁壘的參與方式，暴露了子系統間溝通 事實與時間維度的差異，同時增加了系統內部與外 部環境的復雜性，沖擊了前互聯網社會中子系統間 的結構耦合，威脅到社會構建、社會功能與運作邏輯 的延續。四互聯網促進信息、觀念及影響力跨國流動 的功能，則進一步凸顯了互聯網治理不僅是事關國 內社會治理的技術問題和政治問題，更是關涉國家 主權的國家安全議題；少數互聯網公司在大數據、算 法與人工智能領域所擁有的資源和行動能力足以匹 敵甚至超越主權國家。如何應對這些技術巨頭作為 非國家行為體對國內、國際政治權力結構的改變以 及處理它們對實現國家內政外交戰略目標的影響， 防止技術失控與技術“作惡”，也需要國家從戰略和 政策兩方面做好準備。
從技術一社會互構的角度，一方面，中國自1956 年以來，將發展計算機技術列入第一次編制的《十二 年科學技術規劃》，奠定了社會轉型的網絡化稟賦， 通過實施“863”計劃、組建信息部等一系列舉措，將 發展智能計算機系統、通信技術、智能機器人等高科 技置于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位置，實現了網絡信息 技術的歷史性趕超，走出了工業化疊加信息化的新 型現代化之路。㈣另一方面，中國適應國家治理體系 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對內，不斷嘗試建構與網 絡信息技術升級換代相匹配的網絡治理模式，發展 出“頂層設計+制度建設+多元共治”的組合策略，即 “黨委領導、政府管理、企業履責、社會監督、網民自律 等多主體參與，經濟、法律、技術等多種手段相結合的 綜合治網格局”剤；對外，將參與互聯網全球治理作為 積極參與、引領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的抓手。自2014年 起，中國每年舉辦“世界互聯網大會”，倡導“多邊、民 主、透明”的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與美國倡導的“全 球網絡自由”理論和“多方利益相關方治理”相博弈， 在全球互聯網治理領域逐漸形成以中國與美國為首 的G2格局。四這些舉措取得了廣泛的影響與成效。
但是，如前文所述，互聯網同時作為高維媒體四 及挑戰、消解現有社會結構與秩序、帶有侵略擴展性 的主導性工具倒，構造了政治、經濟、文化和傳播領域 的一系列新常態。如果仍以基于工業社會結構形態 建立起來的既有治理體系和治理模式治理網絡信息社會，就如同在地面上畫圈試圖去圈住一只老虎，注定徒勞無功；如果打造鐵籠禁錮之，會使其失去生機與活力；如何像高明的馴獸師順應、規訓老虎的野性，自如地引導其按照既定的規則活動，同時又在舞臺上滿足馴獸師、老虎與現場觀眾三方的需求，對互聯網Web3.0階段網絡治理的理念變革、制度創新 及政府角色轉換提出了更高要求。
鑒于拜登執政后，美國新政府已顯露出對華政 策的延續性，仍將中國視為美國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中美競爭加劇的潛在可能性很可能使中國面臨 的、已經發生某種根本性變化的國際環境持續下去。 互聯網正是國家間戰略競爭的新疆界。在信息化、網絡化、全球化時代，國內治理與國外治理互相依存、 滲透、互動，互聯網治理既是對中國國家治理能力的 考驗，也是對中國作為國際事務中的積極建設性力 量，能否“駕馭、影響和塑造變局”㈣，能否為互聯網全 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推動建立更公平、更合理的國 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的考驗。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中國新聞傳播研究已經來到了歷史發展道路的緊要關頭，需要在國際、國內兩 個面向、政治一經濟一文化一社會四個維度所構成 的制度一關系一結構這一體系空間內，確定本學科研究的歷史方位與坐標(如下圖所示)。
改革開放以來，對西方新聞傳播學理論、思想及方法的引入促進了中國新聞傳播研究的規范化與科學化，提高了研究水平與質量。誠然，西方社會科學 所取得的優秀成果與馬克思主義、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一起為中國推進新聞傳播學研究與學科建設提供 了滋養。但是，如果僅僅滿足于在西方新聞傳播學理 論框架及話語體系下展開研究，我們的研究做得再 完美，也只是一個精致的、西方經典研究的中式翻 版。何況，西方新聞傳播學的核心概念及其理論假設 來源于西方社會關系與社會結構的特定背景，如果割 裂這些概念生成與使用的歷史文化語境，僅從西方學 術思想脈絡中截取若干概念、主義或流派套用分析中 國問題，難免會有試圖“以修眉刀分解磐石”之感。“我們中國人必須用我們的頭腦進行思考，并決定什么東西能在我們自己的土壤里生長起來”。［28］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新聞傳播研究及學科建設需要融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以智慧把握這一變局的內在邏輯與發展趨勢并 以此觀照新聞傳播學科所處的歷史方位，以勇氣自我革新，建構根植于中國傳統思想文化與歷史一社會發展邏輯的新聞傳播學話語體系，確認本學科的 安身立命之本，以回答和解決“大變局”背景下人與 社會面臨的重大新聞傳播問題，拿出“經得起實踐、 人民、歷史檢驗的研究成果”。這固然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事業。但是，唯有此，才能無愧于新聞傳播學 一代代學人的弦歌不輟，薪火相傳，無愧于我們所處 的偉大時代。
［本文為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中國主流媒體傳播力績效評估研 究”(立項編號：2QUD860001)的研究成果之一］
注釋：
① 喬舒亞?庫珀?雷默.中國形象：外國學者眼里的中國［M］.沈曉 雷，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21；吳飛、林心婕.近十年中 國國家形象研究的發展與趨勢：基于Citespace和VOSviewer的可視 化分析［J］.當代傳播,2020(9):4-9.
中國進行的中國國家形象全球調查結果和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 調查結果本身也有差異，參見“China' s Economic Growth Mostly Welcomed in Emerging Markets, but Neighbors Waryofltsln- fluence” ,December5,2019, https ：//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19/12/ 05/attitudes -toward -china -2019/;《中國國家形象全球調查報告 2019》，http : //www.accws.org.cn/achievement/202009/P020200915609025 80537.pdf.
② 互聯網算法推薦所產生的過濾氣泡和回音室效應從本質上說 不是算法之過，而是人處理和加工信息的認知局限性之過，是人作為 社會動物尋求群體支持、避免被孤立的社會心理傾向，甚至人性中貪 圖安逸、享受、刺激，以至過于沉溺世俗樂趣而逃避智性、審慎思考的 本性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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